潮新闻客户端 周晓陆 崔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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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抑印（戳印）陶文，是东周秦国到大一统的秦代的陶质器皿上的一种文字表现，是当时重要文字资料，也是秦玺印的重要研究资料。对于秦抑印陶文，要和秦刻划陶文加以区别，进行分期的讨论，进行内容和使用方法的分析，要通过它们对秦的玺印做进一步的研究，并且从秦抑印陶文的研究中，总结出对于现当代篆刻印章艺术具有的重要的启发意义。
【关键词】战国秦 秦帝国 陶文 抑印
陶器在中国大地上已经出现了万余年之久，这是人类迈入新石器时代的重要标志。陶器是人类第一项跨时代的发明，自陶器诞生后，人们的创作和发展将摆脱自然界纯粹物质资料的限制，可以无所限度地发展自然界原本没有的物质资料。早期陶器不仅是重要的生活器用、建筑器用，也是人类文字最早的载体，这在全世界大致也如此（包括两河流域晒制过的泥版）。东亚大陆远古的文字（有研究者称之为符号）就写或刻在陶器等材料上。汉字诞生以后，在陶寺文化中人们能见到陶器上书写的最早的汉字，接下来的二里头文化、商代和西周的陶器上都见到了汉字表现。中国较早的抑印文字（又称为戳印文字）表现，可能存在于商代陶器上，比如安阳殷墟（图1）、清江吴城遗址等出土陶器上的印陶文字。
图1 安阳殷墟出土抑印陶文
东周后期以来，秦陶器上普遍出现了文字，大致可分为三类：书写陶文、刻划陶文和抑印（戳印）陶文。其中，书写陶文所见数量极少，刻划陶文与抑印陶文存世比较多。如果将文字载体扩大到陶质遗物之上的话，秦瓦当文字也应纳入其内。秦的书写陶文不在本文讨论之列；秦的刻划陶文就其数量和内容来说要逊于三晋地区，但是在东周到秦帝国时期也占有明显的地位，不过这也不作为本文讨论的对象；秦瓦当文字一直是瓦当研究界和文字学界争论的焦点，实质就是秦究竟有没有瓦当文字。笔者在20世纪末指出了秦瓦当文字的存在之后，非常高兴地看到这20年中，战国秦栎阳遗址在战国中期地层中再次出现了两种版别的秦文字瓦当。这是继凤翔孙家南头战国秦到秦帝国的遗址地层中出土秦文字瓦当之后的第二次田野考古学发现。笔者认为秦存在文字瓦当已是不争的事实。
本文将对秦抑印陶文进行一些讨论，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请方家批评指正。
01 秦抑印陶文的时代
春秋时期，秦国的青铜器上已经出现了类似单字字模打印在模范上的铭文做法，其文字表现的原理和后来的玺印，尤其是单字玺印虽没有本质区别，但是毕竟最终使用在青铜器上，本文不再加以讨论。从春秋到战国早中期的陕西凤翔秦雍城一带的墓葬当中，出现了字数较少的刻划陶文，但没有抑印陶文遗物。根据目前所掌握的材料来看，笔者认为秦刻划陶文的出现要略早于抑印陶文。
对于秦抑印陶文应当结合遗址、墓葬、出土物等进行分期研究。笔者将秦抑印陶文的发展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栎阳时期”，第二阶段是“咸阳时期”，第三阶段即大一统的“秦帝国时期”。
（一）栎阳时期
栎阳时期，从秦献公二年（前383）“城栎阳”到秦孝公十二年（前350）“商鞅变法”完成，历时三十余年。这一阶段的抑印陶文主要有一些传世的作品，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栎阳考古发掘负责人刘瑞教授提供的，陕西省西安市阎良区“秦栎阳城”遗址确切的地层出土情况，这是目前所能见到秦抑印陶文最早出现的时代。
秦国在这一时期施行了“初行市”“初行钱”以及严密的户籍制度，又实行了具有深刻影响的“商鞅变法”，这是秦抑印陶文产生的必要的历史社会背景。抑印陶文和刻划陶文的不同之处便在于它以严整的面目反复出现、宣示，而不是像刻划陶文那样“一过性”地出现。秦抑印陶文的出现是其社会变革、社会关系的重大变化、秦的农战政策落实到具体的户和人的客观反映。这一时期抑印陶文的种类并不多，其地域除了栎阳之外，也可能波及了关中地区以外有限的地方，但是于雍城至今尚未发现。
秦抑印陶文在本阶段的标准器便是“栎市”陶文（图2）了，此种陶文有多种版别，在长安、咸阳、渭南等地也有“栎”“某市”一类的陶文出现，可能也属于这一时期。这些陶文一般表现得大度、粗拙、排字挪让随意，其字体基本是小篆，这与后来的“摹印篆”有很大区别；原印的印面较大，以阳文为主，抑印在陶器上为凹下的阴文。值得注意的是，笔者通过刘瑞教授见到了一枚战国秦地层出土的“高甘来请”四字抑印陶文（图3），其具体含义尚不明确，但从其文字表达来看，字口深浅不同，单字之间存在位移，这种情况应当是四个单字印逐一戳盖造成的，这种例子以往极少见到。
（二）咸阳时期
咸阳时期，其时间范围从“商鞅变法”后迁都咸阳（前350），一直到秦王政二十五年（前222）左右，历时120余年。在这一阶段，整个关中地区甚至湖北北部、河南西部、山西南部、甘肃东部等地，都出现了较大数量的秦抑印陶文，这与战国晚期秦国的迅速强大、并且发动了兼并统一战争有关。当时秦的农耕和商业活动为其兼并战争提供了物质基础和条件，而秦在发动战争时普遍实行的军功爵制也需要玺印和带戳记陶器等实物记录功爵并按功行赏。这一时期的秦抑印陶文比较丰富，其内容涉及了市场、制陶、私人姓名等。
咸阳时期实际上继承了第一时期的传统，有“某市”“某亭”这类风格的抑印出现，比如“杜市”（图4）、“杜亭”（图5）、“陕市”（图6）、“咸阳亭”（图7），等等。除了承接上一阶段风格之外，本时期的陶文还有如下几种特征：代表咸阳的符号如“咸阳”或者“咸”字大量出现；陶文字体已经基本完成了从小篆到“摹印篆”的过渡；比较成熟的四字到六字的抑印陶文格式，如“咸蒲里奇”（图8）、“咸亭完里丹器”（图9）等大概在本时期的晚期出现。这一段历时比较长，今后资料更为丰富了，有进一步细分的必要。
（三）大一统的秦帝国时期
大一统的秦帝国时期（前221—前206），秦帝国的历时只有十余年，其抑印陶文主要继承了咸阳时期的传统，故将咸阳时期后段的陶文和大统一时期的陶文截然区分开来是很难的，不过人们依然可以采取以下几种手段来帮助分辨：
第一，秦始皇帝陵兵马俑身上形态怪异的抑印陶文，如“宫彊”（图10），“宫係”（图11），以及“係”“宫得”“得”“宫欬”“宫宫欬”“宫臧”“臧”“宫穨”“宫颇”“颇”“宫巍”“宫朝”“宫”等，在陶质兵马俑表面大部分为凸起阳文，也有凹下阴文。秦始皇帝陵区内出土的陶器的抑印陶文，如“丽山飤官”（其内容相同的既有抑印陶文也有刻划陶文）等，都应当属于大统一时期的作品。
第二，散布到河南、山西、山东、四川、两湖、华北等地的秦抑印陶文，陕西西安（包括区县）出土有“丽市”“丽亭”“频”“频阳”“奠亭”“高市”“茝”“槐里市久”“将行内者”等；陕西淳化出土有“云市”“云亭”等；陕西渭南出土有“宁秦”等；陕西陇县出土有“阿亭”“亭”等；陕西扶风、眉县出土有“犛亭”“美亭”等；陕西商洛出土有“雒市”“楚里孙”等；陕西清涧出土有“杜市”；陕西黄龙出土有“雕阴”；甘肃崇信出土有“卤市”等；河南洛阳出土有“河市”“河亭”等；河南三门峡出土有“陕亭”“陕市”等；湖北安陆出土有“安陆市亭”；内蒙古赤峰出土有“亭印”；山西侯马、翼县、夏县、朔县出土有“降亭”“安亭”“马邑市”等；河北邯郸、永年、容县出土有“邯亭”“易亭”等，有圆形抑印；山东济阳、邹平、巨野、兖州、滕州出土有“安阳市”“市”“亭久”；安徽阜阳出土有“女市”等；还有出土地点不明的标本“临亭”“淄亭”“临淄市”“临淄亭久”“代市”“襄阴市”“荥市”“许市”“曹市”“茬市”“都市”“东武市”“南乡之市”“新绛亭久”等。其中有些在统一进程之中已经出现，但大部分应当是秦统一之后的遗物。
第三，涉及一些中央职官内容的抑印陶文应当也属于秦统一之后的作品。秦都咸阳遗址、秦渭南宫区（包括所谓“阿房宫”）遗址、秦始皇帝陵区，出土有中央官署抑印陶文，有的在职署后加人名。大致可以分为：（1）“宫”之属：“宫水”“宫戊”“右宫”“左宫”“北宫”等；（2）“左右司空、左右水”之属：“左司”“左戎”“左巷”“左索”“左癸”“左嘉”“左禹”“左贝”“左丛”“左周”“右贸”“右迂”“右角”“右齐”“右得”“右禾”“右如”“右反”“右校”“右如”“右忣”“右胡”等；（3）“大匠、寺工”之属：“大石”“大匠乙”“大水”“寺水”“寺涉”等。（4）其他：“北司”“都船”“安台居室”“右乘”“右段”等。反映了秦始皇帝时期进行大规模建筑时、中央官署内烧造砖瓦的工匠情况。
第四，山东等地出土的秦陶量外壁印有秦始皇帝二十六年诏书（图12），其文字由10个阳文印模抑盖而成。
把握以上几点，就可以对大部分秦帝国抑印陶文进行明确的断代。
如果说秦代印章的文字向西汉初年印章文字的过渡，还可以看作是平缓、渐进地无缝对接的过程的话，秦抑印陶文向西汉抑印陶文的过渡则并不清晰，中间可能存在断层，这与秦末大动乱，制陶时已无暇顾及此番作为有关。
02 秦抑印陶文的内容及用途
关于秦陶文的分类，袁仲一先生曾做过详细探讨。按照秦抑印陶文的性质来看主要分属官营手工业与民营手工业两类，下面笔者会对每一时期内的秦抑印陶文内容进行简要的论述。
从栎阳时期的抑印陶文看，“栎市”“栎”也好，“高甘来请”也好，其数量虽然不小但内容比较单一，这反映了国家官营手工业的特点。即便有了官营作坊、官营市场的记载，仍然还不能将其与用于个人具体的“物勒工名”等同起来。
在咸阳时期的陶文中，单纯的“某市”“某亭”等仍可以看做是国家官营手工业的产物，但有些陶器上面出现了个人姓名以及“咸阳亭（某里或某市）”后加上个人性质作坊的文字，如“咸亭完里丹器”等，这应当是社会经济结构发生变化的标志。另外，在咸阳时期出现了姓名单字印，如“周”（图13）、“胡”（图14）、“齐”（图15）等，这应当是具体的“物勒工名”的表达了。
大一统秦帝国时期的抑印陶文，从临潼、渭南、咸阳、西安等地的出土情况来看，包含中央职官名的内容猛然增加，比如“左水”（图16）、“左司空”（图17）、“右司空係”（图18）等。需要注意的是，笔者暂且将以上内容放在秦统一之后，但也可能在秦统一前已经出现，今后还需要更细致地加以分辨。不过，秦始皇陵兵马俑身上出现的一批面目怪异的抑印陶文，仅就印面分析，有陶、石、木质的；再就印面面形分析，少见有方形、块形，多不规则形，还见到一枚瓶形，与千年之后的元押相呼应；这是因“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工匠们为了表示个人的负责态度用陶片、石片或者木片制成印章加盖在兵马俑身上的产物。以“宫某”为代表的抑印陶文与前两期的陶文存在绝大的不同，大部分原印印文为阴文（白文），其打在陶俑身上呈现出凸起的阳文风格，别具风貌；也有少量原印印文为阳文，其打在陶俑身上呈现出凸起的阴文风格。
从文字来看，秦抑印陶文之中的完全隶化现象比较少见，仍是严格按照小篆到“摹印篆”这条路在走，其中有一些非常整饬方正的陶文可以达到接近汉印“缪篆”的水平。人们可以从这里认识到“摹印篆”的确立源自“小篆”，“缪篆”的确立源自“摹印篆”，小篆→摹印篆→缪篆，三者间存在渐变的逻辑发展过程，这一点从抑印陶文上能够看得更加明晰些。
关于抑印陶文的用途，秦的抑印陶文主要用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在日常生活器皿上，如陶瓮、陶罐、陶盘、蒜头壶、茧形壶等，主要作为商品用，既供给国家、战争的需要，又部分满足市井生活的需求。另一方面用于建筑构件上，主要有瓦、砖及瓦当边沿处（与当面的瓦当文字不同），比如“左水”“右水”“左司高瓦”（图19）等。
03 秦抑印陶文和玺印、泥封之关系
众所周知，抑印（戳印）是当时玺印的传本。如若这样，抑印（戳印）陶文和玺印抑盖而成的泥封亦有形式、内容上直接的亲缘关系，但出土的情况告诉人们，实则不然。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分析。
第一，印本体的表现不同。秦抑印陶文的母体本来应当是秦玺印，包括战国秦至统一秦帝国的产物，但传世和出土的秦玺印，与抑印陶文风格相吻合的情况极少见。反之，从目前所知抑印陶文的原印质地来看，应当有铜质、石质、陶质、木质等，但极为罕见，与咸阳时期抑印陶文内容吻合的印例，仅见如“咸里角”这样极少数的锥形陶印体，此类印与存世的绝大部分秦玺印并不一致。
第二，印面尺寸不同。抑印陶文所反映的秦玺印的印面要比人们现在掌握的秦玺印、泥封以“方寸玺”“半通印”为主的印面要丰富复杂得多，例如“栎市”以及与之相应的秦印“军市”这么大的印面在泥封中几乎没有见过，在传世秦玺印中也极为罕见。至于到了咸阳时期那种长方形块状的制陶印章，其印面也比一般看到的秦玺印、泥封的印面来得丰富。至于秦始皇兵马俑坑所出土的在兵马俑身上的抑印陶文，其印面处理更显得率意，这是在一般秦玺印、泥封当中决然见不到的。
第三，印文的造成不同。抑印陶文所用的玺印文字大部分应当是阳文，所以打在陶器上呈现阴文效果，而在兵马俑身上的抑印陶文又正好大部分相反了。传世秦玺印印面以正方和半通为主，以有界格、边栏为主，印文以凿下去的阴文为主，这反映出来的泥封或陶文当是阳文，这种例子在抑印陶文中极少，这是一般意义上的秦玺印和用于抑印陶器的玺印的重要不同之处。在这方面，笔者建议有心的朋友可以用橡皮泥或硅胶依照秦抑印陶文的印面复制出其本来状态，首先是见到了秦部分阳文印章的面目。
第四，具体用字的不同。一般秦玺印和泥封文字显得美观纤劲、圆润，多少透露出有数百年历史的贵族气象；而秦抑印陶文的玺印文字一开始就显得比较粗拙、方正，实际上与秦一般玺印、泥封文字是有距离的。拿“高甘来请”四字来看，甚至都有一丝西汉印章风味。
第五，印面细部处理不同，一般秦印上出现的田字格、日字格等在秦抑印陶文当中很少见到，如“咸安新盼”（图20）很像秦泥封，所用之原印也与秦大部分存世玺印一致。秦的四字印尤其是官印，存在交叉读、旋读等现象，笔者认为这是出于保密或换印制度的需要，而这种现象在秦抑印陶文中几乎没有出现过，当然存在“咸安新盼”这样的个别例外。
如前所述，秦抑印陶文所用的印章是一类主要用于商业、手工业，以及满足“物勒工名”需要的专用玺印，这种专用玺印实物目前存世极少，这和存世较多的一般秦玺印有较大区别。抑印陶文所用的印章实体，可以算作秦玺印整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类别，对其重视和研究充实完善了对于秦印体系的认识。目前见到的秦私印中有不少笔画草率、自由奔放者，笔者认为这些印属于随葬印，并不见于泥封。泥封上的私印文字仍是比较严谨的，这可能是用途不同所造成的印文风格的区别。这也启发人们对于抑印陶文所用印章和其他秦玺印的区别，也是在于使用场合的不同所致。
04 秦抑印陶文的艺术启迪
“印宗秦汉”是中国篆刻艺术史基础、经典的表述之一，由于秦泥封和秦公私玺印的大发现，人们能够了解到“宗秦”与“宗汉”还是存在时代气息和艺术气质上的分别。秦玺印反映了以西周以来的文字为基础，其文字以小篆为根本，发展到“摹印篆”这样雍容、圆润、纤劲的传统贵族气象，可以用自信不苟来表述。近年来，已经有作者在按照秦印和秦泥封的风格创作，并且取得了不俗的成就。
至于在篆刻艺术上“宗汉”的时间更长些，主要因为人们对汉印、汉泥封的认识时间相对比较早，而且曾经汉印、汉泥封存世数量较多。汉印的历史、社会底色及艺术气息是刘邦起义造成的结果，所以汉印、汉泥封显得雄豪宽阔，个别地方不拘细节，其对于秦印、秦泥封革多沿少，基本没有秦玺印常见的传统贵族气息。
汉代也有瓦当文字、印陶文字以及以鸟虫书为代表的多种文字变化，这使得汉玺印、泥封、抑印陶文的语言异常丰富。和此种情况相似，秦由于抑印陶文的存在，也大大丰富了秦玺印文字的整体风貌。从艺术的角度来看，秦抑印陶文因其使用阶层不同、使用功能不同、使用对象不同，表达了和一般秦玺印与泥封不同的艺术风格，总的来说显得朴茂大度、雄浑有力，这一点无论是在以阴文为主的绝大部分抑印陶文上，还是在以阳文为主的秦始皇帝陵少量的工匠抑印陶文上皆是如此。可见，秦抑印陶文原印的作者在设计、起稿、凿刻之时必与一般秦玺印有所不同。笔者试从以下几个方面谈秦抑印陶文给予篆刻艺术家的启示：
第一，“栎阳时期”的抑印陶文中出现了文字偏旁大胆挪移的现象，仔细分析并无违和之感，它是以印面文字之间的呼应来达到和谐的整体效果。文字表现舒朗大度，与东周时期大部分玺印文字风格有明显区别。
第二，以姓名单字印抑印陶文为代表，其圆形印面可能源自三晋，但是其文字表现明显比三晋更为粗犷，甚至有霸悍之气。
第三，以咸阳时期的亭里抑印陶文为代表，其中也分谨严和疏阔两种风格。无论是谨严还是疏阔都体现了对摹印篆的某些改动，因为这些印章上的篆字首先要适应直角边框之内的处理，所以很自然地，这批陶文上出现了向缪篆的过渡。
第四，秦始皇陵兵马俑身上的抑印陶文，是神采飞扬、不拘一格、不拘成法的一种表达，完全是工匠们的率性所为。从字的风格来看，当时工匠们的心态是轻松自信的，这可能与皇家工匠的身份有关。
以上谈到的几点仅仅是笔者初步的感受，仅供印友们参考。在分析秦抑印（戳印）陶文的时候，结合一般秦玺印与泥封艺术，及较大数量的字迹率性的不可能抑盖泥封、陶文的私印相比较，人们应当可以更好地掌握“印宗秦汉”之意，把握秦玺印的艺术风格，并为现代的中国篆刻艺术借鉴、模仿、创新提供新的思路。
05 后记
2019年11月30日，榆林张小东先生盛情相邀周某参加在西泠印社中国印学博物馆举办的“戎壹轩藏秦系陶文专题展”，可惜陷于排定之课表，无法分身，实为遗憾。蒙旧友生热情寄来这个专题展的精美专集，因之又拜读了陈振濂先生广袤深邃的大序，周某老眼大亮。恕我眼界微窄，似乎极少见到水平如此之精专、结集如此之允当的印陶文字的专门研究，这真是学界的幸事！
说秦印是中国古代玺印的重大转捩也好，说秦印是秦汉以来中国用印制度的统一奠基也好，甚或说“印宗秦汉”也好，人们的认识总是不断前行，不断深探的。感谢陈振濂、张小东等先生的帮助，使笔者进一步认识到：没有秦抑印陶文的讨论，对秦汉印章的研究将是不完整、不完美的。因此笔者不藏驽拙，暴露浅见，求取批判，并望有引玉之功。
（作者周晓陆，系中国艺术与考古研究所所长，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作者崔璨，系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在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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